而在那些仍有唐室残余势力活动、或由跋扈藩镇控制的边缘地区，宣谕使的旅程便充满了不确定甚至危险。诏书可能被客气地收下，然后束之高阁；宣谕使可能遭遇冷遇、敷衍，甚至软性的监视与限制。一道来自长安的诏书，在这些地方，更像是一封试探彼此底线与实力的书信，其内容的执行，远非一纸公文所能决定。
除了通过官方驿传系统昭告天下，黄巢还采纳了杜谦的建议，利用商人、行旅、漕工等民间流动力量，广泛散播诏书的核心内容。一些往来长安与各地的商队，受雇或自愿携带了抄录的诏书摘要，在沿途城镇酒肆、码头货栈中传播。这些带着市井气息的传言，虽然细节或有出入，但“新皇帝免税贷牛”、“不准耽误种地”、“可以告贪官”等核心信息，却以惊人的速度，在更底层的乡野村夫、贩夫走卒中口耳相传，激起的波澜甚至比官方渠道更为深远。
七月下旬，第一波关于诏书执行情况的奏报和都察院御史的密奏，开始陆续送回长安。
有喜报：京兆府某县，县令亲自督促，已初步核定应免税赋户册，并开仓平价贷出第一批粮种，百姓称颂。
有难题：某州上报，州库存粮不足，难以同时支撑贷种和可能的水利工程，请求朝廷调拨或准许向本地富户“劝借”。
有弹劾：都察院御史密奏，某地豪绅串联，阻挠官府清丈荒地、分配佃种，并散布谣言称“贷牛实为征牛”、“免税是假，秋后算账是真”，致使部分流民不敢领田。
更有来自边境军镇的急报：北疆某归附蕃部，闻听大齐劝农免赋，试探性地请求内附，并希望获得耕牛种子，移牧为耕。
所有的信息，最终都汇总到偏殿黄巢的案头。他仔细阅读着每一份奏报，对照着地图，标记着各地反应。他看到了推行新政的艰难与阻力，也看到了其中蕴含的生机与民心所向。
“诏令既出，便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黄巢对侍立在侧的杜谦、新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说道，“喜报要嘉奖，难题要协助解决，阻力……必须坚决破除！”
他指示：对于执行得力者，通令嘉奖，树立榜样；对于确实存在困难的州县，由户部、度支司统筹，酌情调拨钱粮支持，但须严格审计；对于豪强阻挠、散布谣言者，由都察院与地方官府联合调查，查实一个，严惩一个，绝不姑息，并将案例通报各地，以儆效尤；对于请求内附的蕃部，可谨慎接触，若真心归化，可按汉民例给予适当扶持，但须加强管理，逐步同化。
“天下昭告，非仅将文字传于四方。”黄巢站起身，望向窗外渐浓的秋意，“更是要将‘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念，刻进每一个官吏的心里，种进每一个百姓的期待中。这道《劝农桑诏》，是我大齐给天下的第一份答卷。答得好，民心归附，根基乃固；答得不好，或流于形式，或半途而废，则今日之欢呼，便是明日之怨谤。”
他深知，这道圣旨仅仅是一个开始。它像一把钥匙，试图打开困局，但也必然会触动无数锁簧，激起各种反弹。接下来的秋收、赋税征收、水利工程、乃至应对可能的天灾人祸，才是真正的考验。
但无论如何，大齐开平皇帝的第一道政令，已经如同出征的号角，响彻了其力量所能触及的疆域。它昭告天下的，不仅仅是一项项具体的农桑政策，更是一个新生政权试图遵循的、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治国逻辑——以民为本，言出法随。
天下皆闻此声。而闻声之后，是顺从，是观望，是抵抗，还是欣然景从？答案，将在这片古老土地的秋季收成里，在接下来每一个季节的劳作与生活中，慢慢浮现。大齐的国运，也将在这昭告之后的万千反应与持续博弈中，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