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深秋，长安城笼罩在一片澄澈而微寒的空气里。丹枫与黄菊点缀着宫苑坊市，但比自然秋色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场席卷朝野、牵动天下人心的激烈大议——关于新田制核心法案《均田令》的最终定稿与颁布。
自七月末黄巢定下田制基本原则，以杜谦总领、陆贽执笔、李延等人提供实务参考的起草班子，便在皇城一隅僻静的“制策院”内，闭门谢客，日夜不休地推敲律条。草案每成一稿，必先在核心重臣及相关部门主官中小范围传阅评议，争论之激烈，言辞之尖锐，远超之前官制改革。
核心争议，首先便聚焦在“授田”与“限田”的具体标准上。
户部根据初步掌握的关中部分州县旧册残卷及战乱后人口估算，提出一个方案：丁男（十八至六十岁）每人授露田（种粮之田）四十亩，桑田（或麻田）二十亩；妇人减半；奴婢、耕牛是否授田，如何授，争议极大。官员则按品级授予“职分田”作为俸禄补充，离任需归还。同时，规定每户占田总额上限，例如一品官不得超过百顷（一万亩），庶民富户不得超过若干亩，试图以此抑制兼并。
此议一出，立刻遭到强烈质疑。林风代表军方首先发难：“将士们提着脑袋打下的江山，分田时倒和普通百姓一般标准？寒了将士的心！且战阵之上，缴获牛羊马匹无数，若耕牛不授田，谁还愿悉心照料缴获牲畜？都宰了吃肉算了！”
一些出身地方豪族或与前朝利益有染的官员，则对“限田”额度过低表示不满，或委婉表示“恐伤及勤勉积善之家”，或直接质疑数据的准确性：“关中经此大乱，户口锐减，荒地无数，此时限田，是否操之过急？当务之急是垦荒增产，而非画地为牢。”
陆贽则从经义和历代实践角度提出疑虑：“《孟子》曰‘仁政必自经界始’，然井田之制，终不可复。北魏至唐，均田令名存实亡，盖因人口滋生、土地有限、官吏舞弊。今若重定数额，需虑及地域肥瘠之差、人口增减之变、更需防胥吏借授田、限田之名，行盘剥勒索之实。法愈密，弊愈生。”
李延根据基层见闻补充道：“陆公所言极是。学生调查所见，民间土地占有情状千差万别。有关中沃野，亦有山塬薄地，四十亩露田在丰腴处足可温饱，在贫瘠处或难糊口。更有‘永业田’（祖传私田）与‘口分田’（均田所授）混杂，百姓最怕清丈时被强行割裂，或好田被划为口分，瘠地被算作永业。此外，如何界定‘户’？兄弟分家、招赘养老、户绝继承，情形复杂，一刀切之标准，恐难适应。”
争论焦点还包括土地是否可以买卖。黄巢提出的原则是“抑制兼并”，但完全禁止买卖显然不现实，也不利于土地资源流转。草案几经修改，拟规定：永业田（私有土地）在特定条件下（如迁往宽乡、家贫葬亲、供军需等）经官府核准可卖，但买地者总额不得超过其应占限额；口分田（所授公田）原则上不准买卖，但可在官府监督下佃租，租额有上限。身死无力营葬或流徙者，所授田由官府收回另行分配。
对于最棘手的清丈田亩与产权确认，草案设立了繁琐但力求严密的程序：由朝廷统一培训、派遣“度田使”至各州，与地方官吏、乡里“三老”（德高望重者）组成清丈组；采用统一弓尺，绘制“方田图”（地块形状、四至）；清丈结果必须“三榜定案”——初榜公示，许民申诉；复核后再榜；最终定案造册，一式三份，州县、户部、农户各执一凭。严惩清丈舞弊、隐匿田产、阻挠丈量者，奖励检举。
每一款条文，都经过反复拉锯。杜谦居中调和，常常是白天激烈辩论，夜里与陆贽、李延等人挑灯修改，力求在理想与现实、效率与公平、原则性与可操作性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草案先后七易其稿，每次呈送黄巢御览，都会带回新的批注和疑问。
九月初十，一份相对成熟的《均田令》草案终于摆在了宣政殿的御案上，准备在当日的常朝上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朝议，以定去留。
朝会之上，杜谦概要介绍了草案核心内容。话音刚落，殿中便如沸水般炸开。
支持者慷慨陈词，认为此令“深恤民瘼，抑制豪强，开万世太平之基”；反对者或婉转或激烈，指摘其“不察实情，窒碍难行，恐激生变乱”。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甚至有人当廷激辩至面红耳赤。
黄巢高踞御座，静听各方言论，面沉如水。直到争论声稍歇，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压住了殿中所有的嘈杂：
“诸卿所言，朕已悉知。有言此令过于严苛，恐伤民力；有言此令过于宽纵，难抑兼并。有虑清丈扰民，有忧授田不公。其心可鉴，皆为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