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的台阶仿佛没有尽头。林溪一步步向下走着，午后的阳光将她孤单的身影拉得很长。
法院档案室的查阅无功而返，父亲卷宗里的信息虽然重要，但大多是七年前的旧痕，难以直接撕开当下铁幕的一角。
赵明远叔叔那边杳无音信，那张冒险传递的字条如同石沉大海。李伟被困医院，被严密“看守”……而孙卫国，依旧保持着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默。
所有的渠道似乎都被堵死了。她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瓶里的飞蛾，看得见外面的光亮，却一次次撞在冰冷坚硬的壁上。
回到市公安局那栋灰色的庞然大物，压抑感扑面而来。每一步踏在光滑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回声都像是在敲打着警钟。
走廊里遇到的同事，目光变得更加复杂，同情、疏远、好奇，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仿佛都在无声地告诉她：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
她坐回自己的工位，电脑屏幕上反射出她有些苍白的脸。不能再等了。孙卫国的“等等看”，很可能等来的是对手彻底扎紧口袋，等来的是李伟的“意外”病情加重，等来的是她手中证据失效，甚至等来的是她自己的“突发状况”。
必须主动出击，寻找新的突破口。既然郑刚和赵立东的堡垒如此坚固，那就从他们势力相对薄弱，或者可能留下疏忽的地方入手。
她的目光再次落在了那摞关于“经济纠纷”未立案案件的台账资料上。王永强的案子是核心，但其他几起类似的案件呢？那些同样被郑刚以“顾全大局”为名压下的受害者，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的案件卷宗里，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被篡改或忽略的细节？如果能找到他们，串联起更多的证人和证据，形成更广泛的舆论压力，或者至少，找到郑刚等人系统性滥权的更确凿模式，那么打破僵局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这是一个思路。但同样困难重重。那些报案人，在经历了报警无门、甚至可能反遭威胁之后，大多选择了沉默和退缩，像王永强一样“消失”在茫茫人海。如何找到他们？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
她想起了台账中记录的第二起案件，时间是2021年11月，那个被金鼎公司保安驱赶和威胁的小型施工队负责人。卷宗里只记录了一个名字——刘建国，和一个当时登记的手机号码。这个号码，现在还能打通吗？
她拿出那个不记名的预付费手机，深吸一口气，拨通了那个号码。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听筒里传来冰冷的系统提示音。
果然。林溪并不意外。这些人，在遭遇不公后，更换联系方式是自我保护的本能。
她不甘心，又尝试在公安内部的人口信息数据库里查询“刘建国”的详细资料。叫这个名字的人很多，她根据案卷记载的大致年龄和户籍区域进行筛选，最终锁定了一个可能性较高的目标。资料显示，刘建国，45岁，户籍地址在江城下属的一个县级市，距离市区近百公里。
这是唯一的线索了。
去，还是不去？往返近两百公里，耗时巨大，而且目标是否在家、是否愿意开口，都是未知数。更重要的是，她一旦离开市区，尤其是前往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被跟踪和监控的风险会急剧增加。
但留在市里，同样是无止境的等待和僵持。
风险与机遇并存。林溪几乎没有太多犹豫，便下定了决心。她需要行动，需要打破这潭死水。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值得去尝试。
她再次向孙卫国请假，理由依旧是“身体不适，需要去医院复查”。孙卫国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然后淡淡地回了句“知道了，去吧”，便挂断了电话。他的语气里听不出任何情绪，仿佛只是在处理一件最寻常不过的日常事务。
这种反常的“顺畅”，反而让林溪心中升起一丝不安。孙卫国是不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或者，他根本不在乎她去做什么了？
她甩开这些杂念，开始精心准备这次远行。她换上了一身最不起眼的、类似于乡镇妇女的深色衣裤，将头发随意挽起，戴上一顶半旧的遮阳帽，背上一个装着简单水和食物的帆布包。
她将那个存有核心证据的移动硬盘，用防水袋密封好，藏在了背包一个特制的夹层暗格里。同时，她将一份视频和关键证据摘要的加密U盘，藏在了公寓卫生间水箱一个极其隐蔽的凹槽内——这是最后的备份。
她选择了最普通的公共交通方式。先乘坐公交车到达长途汽车站，然后购买了一张前往刘建国所在县级市的班车票。她没有选择直达的班次，而是买了一趟需要中途在一个小镇换乘的、路线更曲折的车次。
一路上，她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她坐在班车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帽檐压得很低，假装闭目养神，眼角的余光却时刻注意着车厢内和车后的情况。她反复确认，没有固定的车辆一直尾随在班车后面。
班车在崎岖的省道上颠簸了将近两个小时，到达了那个名为“柳镇”的中转站。林溪随着稀疏的人流下车，没有立刻去换乘，而是在小镇破旧的汽车站附近逛了一圈，买了一瓶水，在一个小吃摊前坐了十几分钟，仔细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小镇节奏缓慢，行人寥寥，没有发现可疑的面孔或车辆。她稍稍松了口气，这才购买了前往目的地的下一段班车票。
又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颠簸，班车终于抵达了刘建国户籍所在地的县城。此时已是下午两点多。
县城比市区破败许多，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林溪根据户籍地址，一路打听，找到了位于县城边缘的一个老旧的居民区。这里的楼房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墙皮剥落，楼道昏暗。
刘建国的家在一栋六层板楼的一楼。窗户紧闭，拉着厚厚的窗帘，门口的脚垫上落满了灰尘，似乎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林溪的心沉了下去。她敲了敲门，许久，无人应答。
难道白跑一趟？她不死心，又敲了敲隔壁的门。
过了好一会儿，隔壁的门开了一条缝，一个满脸警惕的老太太探出头来，上下打量着林溪：“你找谁？”
“阿姨您好，我找隔壁的刘建国，刘师傅。请问他最近在家吗？”林溪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温和无害。
老太太眼神里的警惕更浓了：“你找他干啥？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一个远房亲戚，路过这边，顺道来看看他。”林溪编了个理由。
“亲戚？”老太太撇撇嘴，显然不信，“他早就不住这儿了！年前就把房子卖了搬走了！”
“搬走了？”林溪一惊，“您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吗？”
“那我哪知道！”老太太不耐烦地挥挥手，“听说是惹了啥麻烦，在江城那边干活得罪了人，待不下去了，连老家都不敢待，不知道跑哪个犄角旮旯躲着去了！你们这些亲戚都不知道，我上哪知道去！”
说完，不等林溪再问，“砰”地一声就把门关上了，里面还传来了上门栓的声音。
惹了麻烦……得罪了人……待不下去了……
老太太的话，像一把锤子，印证了林溪最坏的猜想。刘建国的“消失”，绝非偶然，而是和金鼎公司、和郑刚的压迫直接相关！他甚至连老家的房子都卖了，背井离乡，可见当时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一条可能的线索，就这么硬生生断了。
林溪站在空旷的楼道里，感到一阵强烈的无力感。对手的手段如此狠辣彻底，不仅压下了案子，连受害人都被逼得远走他乡，销声匿迹。
她不甘心，又尝试根据户籍资料上刘建国爱人的信息，去社区居委会打听，结果同样一无所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态度冷漠，表示对刘建国的去向不知情，也不愿意多谈。
夕阳西下，将县城的街道染成一片昏黄。林溪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满腔的失望，踏上了返程的班车。
回程的路显得格外漫长。班车在暮色中摇晃，车厢里弥漫着汗水和尘土的气味。林溪靠在冰冷的车窗上，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越来越荒凉的田野，心中充满了挫败感。
第一次主动出击，就这样无功而返。调查之路，比她想象的更加艰难，更加受阻。
她开始怀疑自己的策略。像这样大海捞针般寻找那些被吓破了胆的受害者，效率太低，风险太高。而且，即使找到了，他们是否有勇气站出来作证？王永强和刘建国的例子就摆在眼前，站出来意味着可能面临更可怕的报复。
必须改变思路。
班车在柳镇中转站再次停下。林溪随着人流下车，准备换乘返回江城市区的末班车。就在她走向售票窗口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在车站对面一家小超市的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摩托车。车上坐着一个戴着全覆式头盔、穿着黑色骑行服的人，正看似无意地，朝着她这个方向。
她的心猛地一紧！
是巧合吗？从市区跟到这里？还是……对方早就料到她可能会来寻找刘建国，甚至可能在她出发之前，就已经通知了这边的人进行监视？
一股寒意瞬间窜遍全身！
她强迫自己保持镇定，没有立刻看向那个摩托车手，而是像普通旅客一样，走向售票窗口，购买了一张返回市区的车票。然后，她拿着票，走向候车室，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假装低头看手机，实则用屏幕的反光，悄悄观察着车站门口的动静。
那辆黑色的摩托车依旧停在那里，骑手也没有下车，就像一尊黑色的雕塑，在昏暗的夜色中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他是在确认她的行踪？还是在等待同伙？或者，是在寻找下手的机会？
林溪的手心里沁出了冷汗。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小镇，如果对方要对她不利，她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不能再按照原计划乘坐班车回去了！那无异于将自己暴露在对方的监视之下，甚至可能在路上发生“意外”！
她必须立刻摆脱这个跟踪者！
她迅速站起身，背着包，快步走向候车室的另一个出口——那是一个通往车站后院的小门。后院堆放着一些杂物，连接着一条狭窄的、灯光昏暗的小巷。
她推开小门，闪身进入后院，然后立刻加快脚步，几乎是小跑着冲进了那条小巷。她没有回头，但能清晰地听到，身后似乎传来了摩托车引擎启动的轰鸣声，以及轮胎碾过砂石的细微声响！
他跟来了！
林溪的心脏狂跳起来！她拼命向前跑，小巷曲折幽深，两侧是高高的围墙，看不到尽头。身后的摩托车声越来越近，车灯的光柱如同探照灯，将她奔跑的身影在墙壁上拉长、扭曲！
她不能被他抓住！证据还在身上！
就在她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前方小巷出现了一个岔路口。一条路继续向前，另一条路则拐向右侧，似乎通往一片更加黑暗、没有灯光的区域。
没有时间犹豫！林溪猛地向右拐去，同时从背包侧袋掏出了那支一直备着的防狼喷雾，紧紧握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