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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4章 风暴眼,追根溯源(1 / 2)

九月初一,子时,汴京新政司衙署。

郑知文伏在案前,对着秦州送来的急报已枯坐半个时辰。烛火摇曳,映得他脸色忽明忽暗。案上摊着三份文书——秦州水利会账册节略、事发当日目击者口供、还有一份用粗麻纸写的匿名信。

信上只有一行字,歪歪扭扭如幼童习字:“刘三本是王韶帐下斥候,庆历八年因酗酒鞭打士卒被逐。”

王韶。又是王韶。

郑知文捏着信纸的边缘,指节发白。这张纸轻薄得几乎没有分量,却重如千钧——它意味着秦州的事不是偶然,不是地方执行偏差,而是精心策划的阴谋。和陇西一样,和杭州一样,和汴京一样。

“郑大人,车马备好了。”属官在门外轻声道。

郑知文起身,将三份文书仔细折好收入怀中。他从架上取下章惇生前用过的旧氅衣——那是章相常披的,深青色锦缎,袖口已磨得泛白——披在身上。

“传令:我去秦州期间,新政司日常事务由陈清照、周文俊两位大人共同署理。三司若再来文催问暂停试点之事,就说我已亲赴地方核查,待查明真相后一并回复。”

属官欲言又止:“大人,您这时候去秦州……太危险了。寿王那边刚被放出宫,王韶在凤翔原集结军队,您走的这条路,正好经过渭州……”

“所以我才要去。”郑知文系紧氅衣系带,“秦州水利会是我一手办的,现在出了事,我不去谁去?若因为害怕危险就缩在汴京,那和那些只会空谈的言官有什么区别?”

他顿了顿,语气稍缓:“放心,顾指挥使派了二十名皇城司精锐随行,乔装成商队。明面上我只是出京公干的七品小官,不会引人注意。”

属官还想再劝,郑知文已推门而出。

九月初二,卯时,汴京西水门。

晨曦微露,城门刚开一条缝,一队“商队”便鱼贯而出。二十辆大车满载着茶叶、丝绸、瓷器,是寻常汴京商贾往西北贩货的标配。赶车的汉子们身着短褐,头戴范阳笠,看不出与普通脚夫有何区别。

郑知文骑着一匹青骢马,扮作账房先生,夹杂在队伍中。他回头看了一眼汴京城墙。晨雾中,城楼轮廓模糊,只有“顺天”二字的匾额依稀可辨。

——这是出京的西门。当年章相出知陈州,也是走的这道门。后来他回来了,带着一身病骨,直到死在渭州。

“郑先生,”身旁的护卫长低声道,“前面就是陈桥驿了。上次章相的灵柩……就是在那里遇袭的。咱们要不要绕道?”

“不绕。”郑知文收回目光,“就从陈桥驿过。”

护卫长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不再说话。

马蹄声碎,车轮辘辘。队伍在官道上渐行渐远,隐入秋日薄雾之中。

同一日,汴京南熏门内,新政钱业监管司。

这处衙署是临时借用的——三间临街铺面,后头带个小院。门楣上挂着新制的匾额,金漆还没干透,是官家亲笔御题的“监管司”三个字。匾额很新,但此刻衙署大门紧闭,门前冷落,连个守门的差役都没有。

陈清照独自坐在后堂,面前摊着厚厚一摞弹劾奏折的抄本。御史台的、刑部的、甚至还有几个知谏院的——从昨天到今天,弹劾她的奏折已经累积了三十七份。

“滥用职权、诬陷宗室、垄断钱业、打压同行、结交权臣……”她一条条念过去,竟笑出了声,“罪名倒是齐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大本事。”

老吴端着一盏热茶进来,放在案边,眼圈微红:“掌柜的,您都一夜没合眼了。歇会儿吧。”

“睡不着。”陈清照揉了揉太阳穴,“沈明轩那边有消息吗?”

“沈掌柜正按您的吩咐,暗中调查寿王府在汴京的其他产业。裕丰当铺查封后,另外两家商铺——城南的‘瑞丰绸缎庄’、城北的‘聚宝楼’——已经开始转移账册和银钱。沈掌柜说,要趁他们还没完全抹干净证据,尽快动手。”

“来不及了。”陈清照摇头,“现在动手,正中他们下怀。他们巴不得我再去查,好坐实‘滥用职权、打击报复’的罪名。而且三司已经下文暂停监管司一切业务,我再查就是抗命。”

“那怎么办?就看着他们把证据销毁?”

陈清照没有立刻回答。她起身走到窗前,看着街对面那家裕丰当铺——此刻铺门紧闭,封条完整,门口还站着两名刑部衙役看守。但就在这间当铺被查封的同时,另一条线上的赃款已经从“瑞丰”和“聚宝楼”流向了更隐蔽的地方。

这就是洗钱。你砍掉一只手,它就会长出另一只手。除非把整个根系都挖出来。

“老吴,”她忽然问,“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钱庄、当铺、票号,只有我们凤鸣敢做透明账目?”

老吴想了想:“因为……别的钱庄都有见不得光的生意?”

“对。”陈清照转身,“但更深一层是:透明,本身就需要成本。记账要成本,审计要成本,接受公众监督要成本。很多钱庄不是不想透明,是舍不得这个成本。”

她走回案前,铺开一张大纸,开始画图:“所以,要彻底斩断寿王的资金链,光靠查封一家店、抓几个人是不够的。要改变规则——让不透明的成本,远远高于透明的成本。”

“怎么改变?”

“建立‘信誉评级’。”陈清照在纸上写下四个字,“把汴京所有钱庄、当铺、票号,按账目透明程度、违规记录、资本实力分成三六九等。评级高的,可以优先承接官府汇兑业务,贷款利率可酌情下调;评级低的,官府不予合作,甚至限制其吸储。”

老吴眼睛一亮:“这不就跟咱们在苏州办的‘信用评议会’差不多?”

“原理一样,但这次是官府出面,全国推行。”陈清照道,“我在苏州时就想,光靠一个钱庄、一个商会的努力,改变不了整个行业。必须有朝廷立法,强制透明,让守信者获利,失信者出局。”

她顿了顿,轻叹:“可惜,这个想法还没来得及写成奏折,监管司就被停了。”

老吴沉默片刻,忽然道:“掌柜的,要不……咱们先回苏州?凤鸣总号还开着,那边天高皇帝远,寿王府的势力伸不了那么长。”

陈清照摇头:“不回。走了,就是认输。监管司可以停,但我陈清照不能停。”

她重新坐下,拿起笔:“我要写一份《汴京钱业信誉评级章程》,从评级标准、审查流程到奖惩措施,写得越细越好。现在不能推行,将来总有用得着的时候。章相说过,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等,要熬。”

笔尖落在纸上,墨迹缓缓洇开。

老吴看着陈清照伏案的身影,鼻子一酸。他服侍陈家有二十年了,从老掌柜到这位大小姐,陈家人的倔强,真是一脉相承。

九月初二,戌时,国子监。

雨从傍晚开始下,不大,但绵密如针。明伦堂里点着十几盏灯,照着一张张年轻却疲惫的脸。周文俊站在讲台上,面前是二十几个学生代表——罢课已经进入第三天了。

“周先生,”李浩然站起来,“我们不是不支持实务课,但王珣他们也是我们的同窗。就算他们做错了事,也不至于革除功名、永不录用啊!能不能向朝廷求个情,从轻发落?”

“是啊周先生!”另一个学生附和,“王珣虽然狂妄,但文章写得极好,往年科试都是前五名。这样的人才,难道就因为跟错了人,就断送了一辈子前程?”

周文俊沉默。他不是铁石心肠,他理解学生们的想法。在他们眼里,王珣是有才华的同窗,不是寿王党羽;实务课风波是政见之争,不是黑白分明的罪与罚。

“你们说得对,王珣是有才华。”周文俊缓缓开口,“你们知道他的才华为谁所用吗?”

他从袖中取出一叠信札,展开:“这是从王珣住处搜出的。他与寿王府往来的信件,一共十七封。”

他念了其中一封:

“允弼殿下钧鉴:近闻新政司欲将实务课推广全国,此举若成,则经义日废,圣道不传。某虽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于国子监内联结同志,上书抗争。若蒙殿下提携,他日青云有路,必不忘大德。王珣顿首。”

念完,周文俊看着学生们:“这是政见之争吗?这是以政见为名,为自己谋取晋升之阶。王珣反对实务课,不是因为实务课真的无用,是因为反对实务课可以让他攀上寿王府,换取前程。”

满堂寂静。

周文俊又拿起另一封信:“这是斋长张继写给寿王府幕僚的。信中详细列出了反对实务课的官员名单、学生名单,还有每个人的‘可用之处’——张三有家人在刑部,可刺探情报;李四父亲是转运使,可影响江南钱粮;王五善写文章,可造舆论。诸位,这是正常的政见表达吗?”

“可、可是……”一个学生还想争辩,却找不到话说了。

周文俊放下信件:“我知道你们很难接受。朝夕相处的同窗,一夜之间变成了‘内奸’。你们宁愿相信他只是年少气盛、站错了队,也不愿相信他是存心出卖同窗、换取前程。因为前者可以原谅,后者……”

他没有说下去。

雨声更大了。窗棂被风吹得“咯吱”作响,烛火剧烈摇晃。

一个学生突然站起来,哽咽道:“周先生,我……我其实知道王珣和寿王府有来往。两个月前,他邀我加入青云诗社,说诗社里有大人物,可以提携仕途。我没答应,也没举报。我以为……我以为他只是想走捷径,不会真的害人……”

周文俊走过去,按了按他的肩:“不怪你。辨别忠奸,本就是世上最难的事。”

“那王珣他们,真的不能从轻发落了吗?”学生红着眼问。

“能。”周文俊道,“如果他们愿意当堂指证寿王,交代所知的全部罪行,朝廷会酌情减刑。这不仅是给他们机会,也是给其他误入歧途的人机会。”

他看向所有人:“谁愿意去劝劝王珣?”

几个学生互相对视,李浩然率先举手:“我去。”

“我也去。”

“还有我。”

周文俊点头:“好。明天一早,我带你们去见王珣。”

学生们陆续离开。明伦堂里只剩下周文俊和严夫子。老人一直坐在角落里,从头到尾没有插话。

“夫子,我做得对吗?”周文俊问,“给他们留了一条生路。”

严夫子慢慢站起身,拄着拐杖走到他身边:“文俊,你还记得你来国子监第一天,我问过你什么吗?”

“记得。夫子问: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学官?”

“那你的答案呢?”

周文俊想了想:“我想做一个……让学生十年后想起来,不会后悔上过他的课的先生。”

严夫子笑了,眼角皱纹深深:“你做到了。”

他顿了顿,又道:“但为师还要教你一件事。教书育人,仁心是根本,但不能只有仁心。对那些存心作恶、死不悔改的人,仁心就是纵容。”

“学生明白。”

“嗯。”严夫子拍拍他的手臂,“去吧,明天还要早起。老夫这把老骨头,先回去歇了。”

他拄着拐杖慢慢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对了,那个叫李浩然的学生,是棵好苗子。好好栽培。”

周文俊躬身:“是。”

雨声淅沥,夜色如墨。

九月初三,寅时,垂拱殿。

赵小川一夜未眠。御案上摆着六份急报:郑知文出京赴秦州、陈清照被弹劾三十七道、国子监罢课持续、寿王府三日内有十三名党羽进出、王韶在凤翔原集结军队已达四万人、韩绛密奏“策反未成,事泄被囚”。

六条线,条条凶险,条条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官家,顾指挥使到了。”太监轻声道。

“宣。”

顾长风一身夜露,显然是刚从外面赶回。他跪地行礼,赵小川摆摆手:“免礼,直接说。”

“臣派人日夜监视寿王府,三日内进出党羽名单在此。”顾长风呈上一份密折,“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人:一是原三司度支判官吕惠卿,二是原枢密院承旨曾布。这两人都是庆历年间的能臣,因党争被贬外任,如今悄悄潜回汴京,夜入寿王府,密谈至四更方散。”

赵小川眼神一凛:“吕惠卿、曾布……都是当年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他们不是被贬到岭南了吗?”

“吕惠卿在雷州,曾布在康州。寿王派人秘密接回,用的身份是‘商人’。”顾长风道,“臣还查到,寿王府后院书房有一间密室,守卫森严,只有寿王父子三人可进。臣的人无法靠近。”

“密室……”赵小川沉吟,“能判断里面是什么吗?”

“据王府老仆透露,寿王这些年一直在搜集、整理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旧档。那些旧档当年或被毁,或散佚,但寿王府里似乎藏了一套完整的抄本。”

王安石旧档?赵小川心中一动。

他知道,王安石变法是四十年前的旧事了。神宗朝,王介甫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气魄推行新政,却因触动太多利益、用人失察、操之过急,最终黯然罢相,变法大半被废。四十年过去了,朝堂上下对此事讳莫如深,连“新政”二字都成了禁忌——直到自己登基,重启改革。

寿王收藏王安石旧档做什么?他是反对新政的,为何要收藏改革者的遗物?

“还有一事,”顾长风道,“臣查了赵德昌的账本,那个‘云鹤先生’的代号,其实不是刘世安首创。早在庆历年间,寿王府就用过这个代号,那时联系的是……王安石手下的一个谋士。”

“谁?”

“邓绾。”

赵小川倒吸一口凉气。邓绾,王安石变法的急先锋,提出过“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的狂言,是熙宁年间最臭名昭着的“酷吏”之一。他死于元丰六年,距今已十五年。

寿王与邓绾有旧?那他收藏王安石旧档,就绝不是出于学术兴趣。

“顾指挥使,”赵小川站起身,“朕要你查三件事:第一,寿王与邓绾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二,寿王府密室里的王安石旧档,到底有哪些内容;第三,吕惠卿、曾布进京,是寿王想用他们,还是……”

他顿了顿,说出了一个更可怕的猜想:

“还是寿王想把自己,包装成‘王安石变法的继承者’?”

顾长风悚然一惊。这个猜想太大胆了——寿王明明是新政的死敌,为何要继承王安石的衣钵?

“官家的意思是……寿王反对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官家主导的改革?”

“正是。”赵小川眼中闪过锐光,“他是宗室,是太宗之子,比朕这个旁支更有资格坐皇位。他蛰伏四十年,等的就是一个时机。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改革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只需要再等四十年,等到人心思变,等到新君登基想要作为,等到郑知文、陈清照、周文俊这些年轻人冒出来,然后……”

“然后他站出来,说:你们现在搞的这些,王安石四十年前就搞过,而且搞失败了。你们这些后生小辈,懂什么改革?”

“对。”赵小川点头,“他收藏王安石旧档,不是为了学习,是为了批判。他要把我们的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捆绑在一起,然后一起否定。吕惠卿、曾布这些王安石旧党,就是他最好的证人——由他们亲口说出‘当今新政与熙宁变法如出一辙,必败无疑’。”

顾长风手心全是冷汗。寿王的谋划,远比“勾结边将谋反”更阴险、更致命。

“那我们现在……”

“将计就计。”赵小川道,“吕惠卿、曾布既然进京,就不必回去了。让皇城司请他们‘喝茶’,好好问问,寿王到底许了他们什么好处。”

“是!”

“还有,王韶那边,不能再拖了。”赵小川走到地图前,指着凤翔原的位置,“韩绛被囚,策反失败,那就只能硬打了。永兴军路、泾原路、环庆路的三路合围,什么时候能完成?”

“最快还需五日。”

“五日……”赵小川计算着时间,“那就拖他五日。寿王刚被放出宫,还在观望,不会立刻给王韶起兵的信号。我们还有时间。”

他转身:“传密旨给韩绛:假意投降,取得王韶信任,等三路合围完成时,里应外合。”

“是!”

顾长风领命而去。殿中又恢复了寂静。

赵小川坐回御座,看着案上那六份急报。郑知文、陈清照、周文俊,还有被囚的韩绛,还有无数在这场风暴中挣扎的人。

他不知道这场仗要打多久,不知道还要付出多少代价。但他知道,已经走到这一步,没有退路了。

章相,你在天有灵,保佑我们吧。

九月初三,酉时,寿王府。

寿王坐在书案后,面前摊着一卷发黄的旧档——这是邓绾元丰五年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信纸已脆,折痕处几乎断裂,但墨迹依然清晰:

“殿下大志,仆素知之。然变法未半而中道崩殂,非天时不至,实人谋不臧。介甫刚愎,所用非人,良法美意尽付东流。今仆将死,无所挂碍,唯愿殿下记取教训:欲成大事,不可假手于人。权柄在手,方是根本。”

落款处还有一行小字,是邓绾死前数月补写的:

“殿下若能用仆旧策,二十年可收其功。切记,人心易变,唯利是图。”

寿王轻轻抚过这行字,枯瘦的手指在纸面上留下淡淡的温度。

二十年。邓绾死时是元丰六年,到今年正好十九年。差一年。

“父亲。”赵允弼走进来,压低声音,“吕惠卿、曾布二位先生到了。”

“请。”

吕惠卿六十七岁,曾布六十五岁,都已是垂暮之人。二人从雷州、康州千里迢迢赶来,风尘仆仆,却难掩眼中的热切。

“殿下!”吕惠卿一揖到地,“老朽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殿下。”

“吕公请起。”寿王亲自扶他,“这些年,委屈二位了。”

曾布叹道:“被贬岭南,早是意料中事。当年我们追随介甫公,得罪了多少人,就有多少报复等着。只是……”他顿了顿,“老朽听说,官家如今搞的‘新政’,与介甫公当年颇有相似之处?”

“正是。”寿王从案上取过一叠卷宗,“这是新政司近一年来颁行的所有条例,水利会、钱业改革、实务课……郑知文、陈清照、周文俊,这三个年轻人,自以为是开天辟地,却不知都是介甫公四十年前玩剩下的。”

吕惠卿接过卷宗,一页页翻阅。他的手指也在颤抖——不是老迈,是激动。

“水利会……这不就是当年的农田水利法吗?”他喃喃道,“连组织形式都几乎一样,只是改了名字。钱业改革,这是介甫公梦寐以求的啊!当年他想整顿交子,却被三司那群老顽固死活拦住了……”

曾布也凑过来:“实务课……当年我们在国子监也办过‘实用学’,教算学、律法、理财,结果被保守派骂作‘坏人心术’。四十年了,一模一样的话,一模一样的骂名。”

“所以他们成不了事。”寿王平静道,“介甫公当年占尽天时——神宗皇帝鼎力支持,满朝无人能挡——尚且败了。如今这几个后生,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只凭官家一时兴起,能撑多久?”

吕惠卿抬起头:“殿下的意思是……”

“我要让天下人看清楚,所谓‘新政’,不过是王安石变法的复刻版,而王安石变法的结局,是败亡。”寿王道,“你们二位,是当年变法的亲历者。由你们出面指证当今新政与熙宁变法如出一辙,且必败无疑,天下人信不信?”

吕惠卿和曾布对视一眼。信,当然信。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得与失,成与败。由他们说出“必败”二字,比一百个御史的弹劾都有分量。

“可是殿下,”曾布迟疑道,“老朽若出面指证,官家那边……”

“曾公放心。”寿王道,“我已联络了二十余位宗室、朝臣,只要二位公开表态,他们就会联名上书,要求废除新政、惩处奸佞。到时候,官家就算想保那三个人,也保不住。”

“那殿下……老朽斗胆问一句,”吕惠卿压低声音,“殿下若是得偿所愿,之后呢?”

之后?寿王没有立刻回答。

他看了一眼案上邓绾的信——权柄在手,方是根本。

“之后,”他缓缓道,“我会让二位官复原职,一展平生所学。”

吕惠卿、曾布起身,长揖到地:“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

二人退出密室。赵允弼送客回来,见父亲仍坐在案前,望着那堆发黄的旧档。

“父亲,”赵允弼轻声道,“吕惠卿、曾布,都是出了名的见风使舵。当年王安石信任他们,他们转头就背弃;如今投靠我们,难保将来不会再背弃。”

“我知道。”寿王道,“但他们现在有用。至于以后……”他顿了顿,“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赵允弼欲言又止,最终还是问出了那个藏在心里很久的问题:

“父亲,您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皇位,还是为了……证明自己?”

寿王沉默了很久。

久到赵允弼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开口:

“允弼,你知道太宗皇帝当年是怎么登基的吗?”

赵允弼当然知道——太祖驾崩,太宗即位,史称“兄终弟及”。但关于太祖之死,一直有“烛影斧声”的传闻,是宫闱秘辛。

“你曾祖临终前,把皇位传给了你祖父,不是传给太祖的儿子。”寿王道,“所以咱们这一支,才是正统。可是百年过去,人们只记得太祖,谁还记得太宗?如今坐在皇位上的那个年轻人,是太祖一脉的后人,他凭什么?”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我蛰伏四十年,不是为了自己。我是要让太宗一脉,重回正统。”

窗外,夜色沉沉。

九月初四,卯时,秦凤路渭州,凤翔原。

四万西军列阵原上,旌旗蔽日,刀枪如林。点将台上,王韶身着金甲,腰悬长剑,眺望远方。远处是渭州城垣,城头大宋龙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那面旗,他还不能动。

“将军,”副将低声道,“寿王殿下的使者到了。”

“宣。”

使者三十出头,面容普通,穿着寻常商人服饰。他登上点将台,向王韶拱手:“殿下口谕:时机未至,将军暂勿轻动。”

王韶眉头一皱:“还要等多久?”

“殿下说,朝中正在造势,待吕惠卿、曾布二位先生公开指证新政之弊,宗室联名上书,官家便不得不退让。届时,将军以‘清君侧’之名起兵,天下呼应。”

“造势……造了多久了?”王韶语气不善,“从八月造到九月,还要造到什么时候?”

使者不卑不亢:“将军息怒。此事非同小可,殿下须得万全准备。若仓促起兵,败了,将军和殿下都是灭族之罪。”

王韶深吸一口气,压下焦躁:“那本王还要等多久?”

“殿下说,最多十日。”

十日。王韶看着台下四万将士。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哪里、打谁、为什么打,只知道跟着王将军,就有饭吃,有饷拿。

这四万人里,真正愿意为他卖命的有多少?三成?五成?

他不知道。但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传令,”王韶道,“各营继续操练,不得松懈。对外就说,是防备西夏秋侵。”

“是!”

使者告退。王韶独自站在点将台上,望着汴京的方向。

殿下,莫负我。

凤翔原的另一端,渭州城西北角的破落院子里,韩绛被软禁在此已五日。

他靠在土墙边,透过漏风的窗棂看着原上飘扬的王字帅旗。门外有两个王韶的亲兵看守,每日送两顿粗饭,没有人和他说话。

策反失败了。那两个愿意反正的将领,在他送出密信后的第二天就被王韶秘密处决。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也许是身边人,也许是王韶早有防备。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等官家的密令,等三路合围的完成,等这场豪赌的最后揭晓。

院外传来脚步声。门开了,亲兵送来午饭——一碗糙米饭,一碟咸菜。

韩绛接过饭,慢慢吃起来。饭很硬,咸菜很咸,但他吃得很仔细。

他要活下去。活到王韶败亡的那一天。

九月初五,汴京。

雨下了一夜,到天明时转为蒙蒙细雨。御街上行人稀少,店铺开张也比往常晚。几个报童缩在屋檐下,用油布护着怀里的邸报,偶尔有行人经过,便怯生生喊一声“买报吗”。

新政司衙署的门开了。陈清照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叠新写好的《汴京钱业信誉评级章程》。她找了一圈,没找到能托付的人——老吴被派去城北盯商铺了,沈明轩还在苏州,衙署里只剩下两个负责抄录的吏员。

她想了想,决定自己去通政司投递。

撑开油纸伞,走进雨中。雨水打在伞面上,发出细碎的“噗噗”声。她低着头,专心避开路上的水洼。

“陈掌柜。”

她抬头,是顾长风。皇城司指挥使没有打伞,蓑衣上满是雨水。

“顾指挥使?您怎么在这儿?”

“官家让我转告您一句话。”顾长风压低声音,“监管司被停,不是坏事。让您喘口气,也让对方喘口气。他们喘气的时候,就会动;动,就会露马脚。”

陈清照一怔,随即明白了什么:“官家的意思是……让我暂时按兵不动?”

“是。您的章程写好了,先收着,不急着递。等最合适的时机,再递上去。”

陈清照沉默片刻,将那一叠章程收入袖中:“我明白了。多谢指挥使。”

“还有。”顾长风道,“官家说,您不是孤军奋战。郑知文去了秦州,周文俊在国子监,您在汴京城。三个人,三条线,都是官家的眼线、耳朵、手脚。新政不会倒,改革不会停。”

陈清照眼眶微热,低头掩饰:“臣,谢官家。”

顾长风点点头,转身消失在雨中。

陈清照撑着伞,在原地站了很久。雨水顺着伞沿滑落,汇成细流,从脚边流过。

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父亲教她打算盘时说过的话:

“清照啊,做钱庄这一行,最难的不是算账,是等。等客户来,等机会来,等时局稳定。等的时候,心要静,手要稳,账要平。等到了,一击必中。”

她深吸一口气,把章程又往袖中塞了塞,转身走回衙署。

等。她学会了。

九月十五。等到了那一天。

同一刻,国子监狱舍。

李浩然和另外四个学生,坐在王珣面前。

王珣穿着囚服,头发散乱,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青云诗社”社长,不再是那个敢和周文俊当堂对质的才子。他只是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害怕,后悔,不知前路在何方。

“王珣,”李浩然轻声道,“周先生让我问你,愿不愿意当堂指证寿王。”

王珣低着头,不说话。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李浩然道,“朝廷可以减刑,甚至可以让你继续参加科举。但你必须交代你知道的所有事。”

“我交代了,就能出去吗?”王珣哑声道。

“不能立刻出去。但可以不死,可以留一条命,可以将来重新做人。”

王珣抬起头,看着李浩然。这个他曾经瞧不起的同窗——务实,木讷,不擅写诗——此刻却成了他唯一的救星。

“我……我交代。”王珣声音颤抖,“但我不只指证寿王。我还知道一件事,非常重要的事。”

“什么事?”

王珣咽了口唾沫:“寿王在国子监,还有一颗暗棋。不是官员,不是学生,是……”

他附耳过去,低语几句。

李浩然的脸色变了。

九月初六,申时,秦州陇城县。

郑知文站在王家沟那片干涸的水渠边,已经整整一刻钟。

渠还是那条渠——三日前他离京时,脑海中反复描摹过无数遍的渠。宽不过三尺,深不足两尺,渠底砂土裸露,几处坍塌的缺口无人修补。下游的粟田里,枯黄的秸秆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穗子瘪瘪的,明显缺水。

不一样的是人。

上次他来,老农敢当着他的面控诉赵德昌强占田地;今日他再来,那老农远远见了他,竟像见了鬼似的,扭头就往屋里躲。

“老人家!”郑知文快步追上去,在门口拦住他,“是我,郑知文。上个月来过,您还记得吗?”

老农缩着脖子,不敢看他:“大、大人,小老儿什么都不知道……您别问了……”

“出什么事了?有人威胁您?”

“没有没有!”老农连连摆手,“小老儿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水渠的事,水利会已经赔钱了,两亩地赔了三贯,我们都满意了,真的满意了!大人您快走吧!”

他说着就要关门。郑知文一手抵住门板,从怀中摸出一串铜钱——约莫一贯——塞进老农手里。

“老人家,这钱您收着。我不问水利会的事了,就想问问您家里收成如何,这个冬天够不够吃。”

老农怔住了。他看着手中那串沉甸甸的铜钱,又看看郑知文——这个年轻人穿着半旧的青布长衫,风尘仆仆,眼窝下有明显的青黑,显然多日没睡好。他不像那些坐着轿子、前呼后拥的“大人”,倒像个落魄的账房先生。

“大人,您……”老农声音发颤,“您是真心为咱老百姓办事的?”

郑知文没有回答,只是把铜钱又往他手里按了按。

老农终于松开门闩,侧身让出一条缝:“大人,进来说话。”

屋内昏暗逼仄,土墙上糊着旧年历,灶台冷冰冰的,锅里只有半锅稀粥。老农姓王,儿子三年前在戍边时死了,儿媳改嫁,如今只剩下他和八岁的孙子相依为命。

“水利会那事,表面上是了了。”王老农压低声音,“上个月您走后没两天,县里来人,说是赵老爷认罪了,赔了我们每家三贯钱,还立了字据,让我们签字画押。不签的,当场就……”

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郑知文心一沉:“那打伤您儿子的凶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