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栋！”如果这么大张旗鼓地折腾半天，什么实质性成果都没拿出来，整个工作组的工作能力都会受到质疑。审查人员终于失去了耐心，啪地一声把钢笔拍在办公桌上：
“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负隅顽抗是没有用的！”
“我们没有侵占集体资产。”陈国栋机械地重复着。
“好！好！好！我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你们用集体企业的贷款买机器，买原料，卖电线的钱自己分，这不是侵占是什么？”
“马同志，我已经解释过了，用曙光的名义贷款，是因为信用社不能给私人贷款，我们挂靠曙光，只能用曙光。钱，我们已经连本带利都还上了。”
“集体企业贷的款，那就是集体的！用集体的钱买的生产资料，那也是集体的！用集体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利润也是集体的！”
“我们是挂靠的，有挂靠合同，也交了挂靠费。”
“死不悔改！你们等着坐牢吧！哼！”问来问去都是这几句车轱辘话，，翻来复去的，审查人员也气得没辙，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拉开门走了出去。
很快，换了一个穿中山装的领导模样的人，笑呵呵地推开门走了进来。
“国栋同志，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梁，是这个工作组的副组长。要我说啊，国栋同志，这挂靠呢，也不是什么大事，更不是只有你们一家，只要你把事情交待清楚了，组织上会考虑的，啊，改革嘛，谁能不犯个错呢，犯了错不可怕，改正了，还是好同志嘛。”
“梁组长，我们没有侵占集体资产。”
“国栋同志啊，你可要想清楚了，现在全县都在推进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兼并工作，特别是像曙光这样濒临倒闭的，这是咱们新来的项副县长亲自在抓的改革开放工作重点，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拒不交待，那不是自个儿往枪口上撞吗？啊，咱们项副县长，可是出了名的改革急先锋……”
“梁组长，我们的账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绝对没有侵占集体资产。”
“国栋同志啊，他们可都交待了，你真准备把这个屎盆子，都扣你一个人脑袋上吗？”
“梁组长，做没做过，账上都清楚着，我们自己心里，也清楚着。”
“国栋同志啊，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你的家人考虑考虑吧，啊，你再好好想想，啊……”梁副组长呵呵笑着，也拉开门走了出去。
然后，又换了一个审查人员进来……
就这样，人换了一轮又一轮，话问了一遍又一遍，除了陈国栋那句“我们没有侵占集体资产”，始终也没问出其他东西，工作组也是一筹莫展。
同样的戏码，也在另外的四个房间同步上演着。
暴躁和屈辱，像野火一般在陈国梁的胸中燃烧，他无数次对着审查人员低吼“凭什么？凭什么？”，换来的不过是审查人员或冷静或愤怒的“请注意态度”。
他没有哥哥想的那么多，但经过了最初的愤怒之后，他也想明白了一点，他们必须得强大起来，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快速地强大起来。只有强大了，才能不被人欺负，只有强大了，才能不受人羞辱。
陈国胜几乎就要崩溃了。很多次，他都想直接认了，随便他们说什么，他都认了。甚至他都想过，反正陈国栋一直都是他们的主心骨，干脆就说都是陈国栋一个人决定的算了，大不了钱都不要了，至少有个人把罪名背下来，自己就不用坐牢。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摇摆了很多次。
但是，工作组显然不满足于那笔有账可查的贷款，他们希望能从他的口中，挖掘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线索，能将他们一棒子打死的线索，哪怕那些线索，都是虚构的。
这个轻重，他还是拎得清的。没做过的事情，他不能乱认，更不能胡乱攀咬，否则，只会让身上变得更骚。
正因为工作组更高的期待，反倒成全了陈国胜，让他在崩溃的边缘，在摇摆不定中，咬着牙，选择了沉默。
而另一边的王老五，则要光棍许多。
“钱，是大伙儿一块儿凑的，贷款，是大伙儿一块儿定的，我们一没偷二没抢，你们爱咋咋地吧！”
孙振海最年轻，也是最迷茫的一个。满腔的热血，浑身的干劲，突然被关进了这发着霉味的笼子，让他无所适从。
但少年的耿直，给了他坚持的底气，没有的事，让他编，他也编不来。
这次的经历，让他见识了现实的复杂与残酷，也像一把钝刀，磨掉了他初生牛犊的锐气。结果就是，在未来，在他的机灵和冲劲里，混合了一份小心与迟疑。
审查如熬鹰一般，又持续了三天三夜，工作组最终也没有挖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后只得硬着头皮，将讯问结果，连同已经掌握的诸如贷款合同挂靠协议这些的证据，一并整理成调查报告报了上去。
就在专项工作组审查的同时，江临县倡导私营企业参与解决国营、集体企业包袱的做法，得到了来自市里的肯定，同时也接到了市里的三条原则指示：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胆子可以再大一些，步子可以再快一些。
第二、不拘一格加快历史包袱的清理，不要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耽搁太久。
第三、一定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对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挂靠等经济行为，要区别对待，不要乱扣帽子，不要搞一刀切。
因此，接到工作组的专项审查报告，县里也不敢擅自作主，作出是挂靠还是侵占的结论。
最后经过讨论，县里决定将报告上报，等待市里作出进一步指示。
而陈国栋等人，则依旧在招待所里享受着独属的“高干”待遇，无助地等待着绵绵无期的“进一步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