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内，三十五岁的康熙皇帝玄烨端坐在御案后，手中翻阅着三份奏折。一份是江南织造曹寅密报，说南京国子监旧址发现前朝贡院规制图，民间士子私下传阅；一份是内阁呈上的《明会典》校订本，建议“择其善者而从之”；还有一份是九卿会议关于是否恢复“内阁批红”旧制的争议记录。
年轻的皇帝放下奏折，望向殿外。春日的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光影。他忽然想起十四岁亲政那年，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拉着他的手说：“孙儿，你要记住，咱们爱新觉罗家能坐稳这江山，不是单靠八旗铁骑，更要学会用汉人的法子治理汉人。”
“用汉人的法子……”康熙喃喃自语，目光落在《明会典》上。
这本书记载的是明朝的典章制度，从洪武建国到万历年间，二百多年的规制沿革尽在其中。他的父皇顺治皇帝在位时，曾下令全面沿用明制，所谓“清承明制”，连衙门名称、官员品级都照搬。可康熙亲政后渐渐发现，完全照搬是行不通的。
“张英。”他唤了一声。
侍立在侧的内阁学士张英连忙躬身：“臣在。”
“你是顺治十八年的进士，又在翰林院修《明史》，朕问你，”康熙指着《明会典》，“这明朝制度，究竟是好是坏？”
张英沉吟片刻：“陛下，制度如衣裳，合身则佳。明朝制度，在太祖、成祖时运转如常，因时制宜；至中后期则积弊丛生，名存实亡。譬如内阁，起初只是顾问，后竟成实际宰相；又如卫所，初时养兵百万不费民财，后则十室九空……”
“那依你之见，我朝当如何？”
“臣以为，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明制之优在于完备，之弊在于僵化。我朝当效其完备而避其僵化，并注入满洲旧制之活力。”
康熙点头：“说下去。”
张英胆子大了些：“譬如内阁，明朝后期阁权过重，甚至凌驾六部。我朝可保留内阁，但限制其权，重大事务仍由皇上乾纲独断。又如科举，明朝八股取士，士子只知死读经书，不通实务。我朝可加考策论，选拔真才。”
“那卫所呢？还要恢复吗？”
“万万不可！”张英急道，“卫所之弊，陛下明鉴。我朝八旗、绿营制度虽亦有问题，但较之卫所已是改进。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八旗子弟日渐腐化，战斗力大不如前。而绿营汉兵，又恐其生变。此乃两难。”
康熙沉默了。这正是他最头疼的问题。满洲八旗入关四十年，当年的剽悍劲旅，如今不少成了提笼架鸟的纨绔子弟。而绿营汉军，人数虽众，却始终不能完全信任。
制度啊制度，说到底就是如何用人、如何治人的法子。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摸索出一套完备制度，最后却亡在这套制度上。清朝现在才四十年，路还长着呢。
“你先退下吧。”康熙摆摆手。
张英躬身退出。康熙独自在殿中踱步，想起另一件事。前日召见汉臣，有人提议恢复“经筵日讲”，就是皇帝定期听儒臣讲解经史。这本是明朝旧制，顺治朝曾短暂实行，后来停了。
该恢复吗？康熙有些犹豫。他自幼苦读汉籍，深知儒家经典的重要。但另一方面，他又要保持满洲特色，不能完全汉化。
正思忖间，太监来报：“皇上，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元文求见。”
“宣。”
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状元，江南昆山人，学问渊博。他进来后呈上一份奏疏：“陛下，臣等修《明史》，遇一难题：明朝内阁制度，当如何评价？若全盘否定，则我朝内阁无以为据；若全盘肯定，又恐有违史实。”
康熙接过奏疏，快速浏览。原来修史官们在“职官志”部分争论不休，有的说明朝内阁是“权臣摇篮”，有的说是“政治创新”，莫衷一是。
“徐学士，你怎么看？”康熙问。
徐元文道：“臣以为，内阁制度本身无错，错在用人。洪武爷废丞相，设内阁，本意是集权于上。初时内阁学士只是顾问，品级不过五品。至仁宣朝，三杨辅政，内阁始重。再到嘉靖、万历朝，严嵩、张居正等权臣出，内阁竟成实际宰相。此非制度之过，乃执行之失。”
“那若是你执掌内阁，当如何避免权臣之患？”
“臣有三策：一曰分权，重大事务须六部合议；二曰轮换，阁臣不宜久任；三曰制衡，设言官监察。”徐元文顿了顿，“其实明朝并非没有制衡，科道言官本可制约内阁，只是后期党争激烈，言官成了党争工具。”
康熙若有所思。他想起明朝那些著名的言官，海瑞骂嘉靖，杨涟劾魏忠贤，确实刚直敢言。可后来呢？成了门户之争的棋子。
“朕再问你，”康熙换了个话题，“明朝的监察制度，六科给事中、都察院御史，与我朝的都察院、六科相比，孰优孰劣？”
徐元文谨慎答道：“明朝监察制度更为细密。六科对口监督六部，给事中虽只七品，却有封驳权，可驳回内阁票拟、六部奏章。都察院御史巡按地方，权力极大。只是……只是后来监察官多与阁臣勾结，监察之制形同虚设。”
康熙笑了：“所以关键还是人。再好的制度，落到坏人手里也是白搭；再差的制度，若有贤人执掌，也能运转。”
“陛下圣明。”
徐元文退下后，康熙召来满洲亲贵索额图。这位正黄旗出身的议政大臣，一向对汉化政策颇有微词。
“索额图，朕欲恢复经筵日讲，你以为如何？”
索额图皱眉：“皇上，咱们满洲人以骑射得天下，何必学那些汉人书生掉书袋？明朝皇帝倒是常听经筵，可最后不也亡国了吗？”
“那你觉得，明朝为何亡国？”
“奴才愚见，一是皇帝无能，二是大臣贪腐，三是制度太繁。咱们满洲人办事干脆，没那么多弯弯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