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 柳英已经三个月没离开过这片戈壁了。
每天的生活很固定：早上七点进车间，看一遍五条线的运行记录；
上午处理各条线报上来的问题；
下午去实验室，看黄同志他们的新进展；晚上写电报，向北平匯报当天的情况。
电报稿写得很简短，但全是乾货：
“八月三日，第一条线良率突破百分之二十。”
“八月七日，第二条线调试完成，良率百分之十二。”
“八月十一日，光刻机又出故障，预计抢修三天。”
“八月十五日，第三条线开始试產，初期数据不理想，正在调整参数。”
赵平安的回电也很简短，经常是两个字，“知悉。”
八月二十日，柳英发了一封稍微长一点的：
“黄同志团队已连续工作七十二小时，劝不回去。是否强制休息”
赵平安的回电则多了一些字：“请医护人员进驻，检查，必要可以强制休息。”
八月底，第四条线也跑起来了。
良率依然起伏不定。
最好的时候能到百分之二十五，差的时候掉到百分之八。
黄同志每天泡在车间里，一条线一条线地盯著。
林同志在实验室做数据分析，找出问题出在哪一步，然后反馈给生產线调整。
有一天晚上，柳英去实验室送饭，看见黄同志对著显微镜发呆。
她走过去，把饭盒放在他旁边。
黄同志没动，说：“今天第四条线良率掉到百分之九了。”
柳英说：“你三天没怎么睡了。”
黄同志说：“找不出原因。”
柳英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黄同志转过头来，看著那饭盒，说：“放这儿吧，一会儿吃。”
柳英走了。第二天早上来收饭盒，里面的饭一口没动。
於是柳英乾脆改变了策略，諮询医护人员后，给每个科研人员安排了一个保温杯，
里面加上了各种东西打成呼呼的饮料粥，再拿过去，科研人员不喝完自己就不走，
这下黄同志等人也没办法，於是只能每次用上一分钟將那一大杯糊糊喝下去。
瀋阳雷达项目组。
小周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失败了。
天线副瓣降不下来。理论值算得好好的，一到实测就偏高。
高了就测不准，测不准就打不准。打不准的雷达，有什么用
实验室里摆著三个天线样机，都是这半个月焊的。
第一个副瓣最高，第二个低一点，第三个更低——但离图纸上的要求还差一截。
小周蹲在地上，看著那三个天线发呆。
旁边有人问，“周工，还焊吗”
小周说：“焊。”
那人说：“材料不多了。”
小周站起来，走到工作檯前，拿起图纸又看了一遍。
图纸上每一个数据他都能背下来了。
赵部长给的东西，他们几个年轻人翻了无数遍，恨不得把每个字都刻在脑子里。
天线部分是最先啃下来的——理论清楚、结构明確、材料有保障。
按说应该顺顺利利，可偏偏卡在副瓣上。
他想起赵部长上个月来的那天，站在门口说的那句话：
“半个月调不出来，就再调半个月。我们还有时间”
半个月早过了。还在调。
小周放下图纸，说：“再焊一个。换种焊法。”
九月十五日，雷达研究所的电报发往大西北。
小周写的，不长，但每一个字都斟酌过：
“柳英同志，晶片什么时候能供上天线这边等著匹配测试。”
柳英的回电两天后才到：
“还在攻关。年底爭取。”
九月二十日，大西北。
柳英收到小周的电报时，黄同志刚从车间出来。
她没说话，把电报递给他。
黄同志看了一眼，没说话。
两人就那么坐著，看著远处灰濛濛的天。
过了很久，黄同志说：“雷达那边，也在熬。”
柳英说：“我知道。”
黄同志说：“两边都在熬，总有一边先出头。”
柳英转过头看他。
黄同志说：“今天第四条线良率上到二十了。”
柳英愣了一下。
黄同志说：“明天再调调，说不定能稳住。”
十月初，大西北。
柳英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往北平发：
“十月二日，第四条线良率稳定在百分之二十一。”
“十月五日，第五条线试產，初期良率百分之十五。”
“十月七日，材料纯度波动，良率全线下滑。包头紧急抢修。”
“十月九日，第三条线良率突破百分之三十。”
赵平安的回电始终简短：“知悉。”“继续。”“稳住。”
十月十二日，柳英发了一封长一点的：
“黄同志今天晕倒了。睡了六个小时又回实验室。他说晶片等不起。”
赵平安这次回的电报长了一点：
“强制休息一天。这是命令。”
十月中旬，瀋阳。
天线副瓣的问题还在磨。
第十七种方案不行，第十八种也不行，第十九种……小周已经不数了。
每天就是焊、测、改、再焊。
那几天，瀋阳连著下了几场秋雨。
院子里的落叶被雨打得贴在地上，实验室的窗户蒙著一层水汽。
小周和几个年轻人挤在屋里，围著天线架子和测试仪器，谁也没心思管外面。
十月十五日，第二十三种方案。